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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于 2017年11月24日 被检测为删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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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 近年来,北大清华的生源中仅一两成来自农村,这类报道已经不少见。靠读书改变命运尽管仍是农村学子的少数选项之一,这条通道却已经越来越窄。教育的不平等从小学,甚至从幼儿园已经开始。不少望子成龙的农村家长为了孩子能受到更好的教育,千方百计把孩子送到县城读书,这又意味着很多家长必须陪读,对于普通农村家庭来说,这是一笔不小的开支。尽管今天推送的这篇文章中说,“送孩子到县城上学,不仅是为了为了更好的教育,更是为了证明家里有钱”,但从另一角度,它已经在证明,受教育的分化从小学就已经开始——有钱的人家能让孩子从小就享受更好的教育资源。
不仅如此,送孩子到县城读小学,也意味着将来孩子更有可能顺利进入县城的初、高中,文中提到的很多农村家长“看不起乡村老师”,实际家长们显然不仅是盲目跟风,而是教育资源在城乡间的高度不平等分配,使家长不得不想方设法让孩子早进入县市学校。一边是乡村学校招不到学生,另一边是城里学校人满为患,而开始采取越来越严格的准入手段,如此闹剧,如果不改变教育资源的分配方式,苦的只是贫困家庭的农村孩子!正文 “在路上遇见送孩子去城里上学的人,人家说话时腰板都直些” “全托班100多个孩子,生活老师加上辅导老师,一共才五六个人,根本照顾不过来” “家长强迫学生转学时,连招呼都不跟老师打。到县城读了一段时间觉得不合适,想转回来时又跟老师说各种好话” “听说俺班有5个女同学、10个男同学,下学期都准备转学去县城。” 离开学还有几天,河南省安阳市滑县Z村12岁的涛涛又开始缠着妈妈要求转学。
一年多前,涛涛还在两公里之外的邻村中心小学就读。当时水泥路还没通,遇上阴雨天,乡村土路泥泞难走,孩子放学回来身上全是泥巴,涛涛父母看在眼里疼在心里。
由于“撤点并校”,Z村小学一开始只能招一到三年级学生。一年后,经过村委会的多方走动,学校被允许招生到五年级,妈妈兴奋地对涛涛说:“回来上吧!”
回村上学前,涛涛得意地对同学说:“俺不在这里上了,你们这里没有滑梯,我们村学校有滑梯。”虽然那些滑梯只是为Z村小学的附属幼儿园设立的,高年级的学生不允许使用。
但没过多久,涛涛便对Z村小学的老师失望了:“村里老师讲得不好。”他开始眼馋那些去县城上学的邻居家孩子。
尽管涛涛妈妈觉得,如果不好好学习,到哪里上都不顶事,可她心里特别不得劲儿的是,半年后升六年级时,涛涛终归要离开村子转去别的小学就读。
涛涛一家的经历只是千千万万农村家庭的一个缩影,和城市家庭争抢学区房一样,如今乡村娃读书也免不了一番折腾。 送孩子到县城就读,不仅是为了更好的教育,更是为了证明家里有钱 毕业于河南师范大学的张淑两年半前回到了故乡一所农村中心小学任教。在她印象中,农村学校的大班额是持续多年的顽疾。但这个年轻教师没想到,如今,她所在的学校竟因为生源流失实现了大班额的“消肿”。
张淑任教的小学招生范围覆盖周围的五六个村庄,以往生源并不是大问题。然而,在她工作的这两年半时间里,每次校长开会都要提醒老师们多想想办法,保住本校生源。“一个年级的学生流失太多,就要合班。”张淑说。
校长的提醒和老师的家访并没有减缓生源流失的步伐。近几年,这所小学一年级招生时有3个班,每班都有四五十人,可到了四五年级只剩下两个班,到了六年级每个班只剩下30多个学生。
张淑认为,现如今很多农村地区的家长“看不起乡村教师”,一厢情愿地把孩子送到县城读书已成为一股潮流。其实学生在读到四年级前对老师并无明显的“挑剔”意识,一般都是到了五六年级随着独立意识和自主意识的增强,才会对老师有比较主观的评断。家长有意或无意的暗示,客观上加剧了孩子与村校的 “对抗”心理。
对村民而言,能把孩子送到县城就读,不仅是为了让孩子接受更好的教育,更是为了证明家里有钱。有村民坦言:“在路上遇见送孩子去城里上学的人,人家说话时腰板都直些。”
多数农民想要支撑起孩子进城读书的“宏伟工程”,不得不常年在外打工挣更多的钱。望子成龙的期待与亲情的取舍,成为摆在很多农村家庭面前的一道难题。
Z村50多岁的孙大娘,儿子儿媳常年在西安做水果生意,孙子打小就由老人拉扯大。去年,孙大娘的儿子托人给孩子在滑县县城找了一家全托班,周一到周五在县城全托,周末再接回乡下老家。他这样做的目的,一是为了减轻母亲的负担,二是孩子在县城上全托班可以为将来在县城读小学提前预订一张“门票”。
儿子自作主张的“一番好意”却让老人不乐意了,“孩子从小就见不着爸妈,这下身边连爷爷奶奶也没有了,咋不让人心疼!”但孙大娘的抗议最终还是没有改变儿子儿媳的决定。 “入城娃”的境遇并不如想象的那么美好 据粗略统计,涛涛所在的村子至少有40个孩子在县城上学。然而,“入城娃”的境遇并不如孩子想象的那么美好。
赵大娘的孙女从幼儿园起就在县城上学,由于家不在县城,只能住全托园,每两周回家一次。但是提起孙女,赵大娘难掩无奈。“全托班100多个孩子,生活老师加上辅导老师,一共才五六个人,根本照顾不过来。”小孙女的被子不经常晒,头上还长过虱子,衣服也洗得不干净。赵大娘说:“孩子想哭都不敢哭,因为她一哭其他孩子就跟着哭。”
13岁的晓晓刚升入初中,回忆起自己在城里的小学生涯,她印象最深的就是班上不断有乡下的学生转来,也不断有人转走。
三年级时,晓晓的班里转来了一名乡下女孩冰冰。由于冰冰性格内向,不爱说话,班里几个霸道的“孬妮儿”立刻瞄准了她,要把她发展成自己的“小兵”。
“她们把她拉过去,就是为了让她干活,给她们办事。”晓晓气愤地说。
晓晓多次碰到“孬妮儿”们让冰冰给她们买东西,不买就打。作业写不完时,她们也会让冰冰给她们写。
晓晓说,“孬妮儿”们在班里横行霸道惯了,有自己相对固定的“群”,每个年级都有“她们的人”。
她们之所以“呛”冰冰,多是摸清了冰冰的“来路”:在县城没什么亲戚,离家较远的乡下插班生。因为冰冰的家位于离县城最远的乡镇,她的父母长期在外打工。就算家里有大人来了,也是她年迈的爷爷奶奶,老人到了学校也很难跟老师沟通孙女在学校的事。
事实上由于冰冰并不服管,没少被人欺负被人打,原本学习还不错的冰冰,不但变得更加沉默了,成绩也很快一落千丈。
张淑告诉中国青年报记者,这些年,在学生大量流失到县城的同时,她所在的中心校每年也会接收一部分因为适应不了新环境,被家长接回乡下就读的孩子。“家长强迫学生转学时,连招呼都不跟老师打。到县城读了一段时间觉得不合适,想转回来时又跟老师说各种好话。”
有的家长想象着孩子到城里读书后成绩会突飞猛进,但很多家长发现孩子的成绩不但没有进步,反而下降了。“家长们总觉得为孩子找个条件好的学校就读理所当然,却忽略了孩子在转学过程中承受的种种心理压力和不适。”张淑说。 享受县城教育资源背后的担惊受怕 晓晓庆幸自己从一开始就在县城读书,不存在插班生的苦恼,也没有被人欺负。她现在担心的是她刚转到县城读幼儿园的弟弟。听老师说,城里学校苦于乡下学生越来越多,县城学校对外地生入学也卡得越来越紧了。
2015年9月20日刚刚开学,晓晓的爸爸就收到一条手机短信:因消防和食品卫生安全不达标,县教体局要求停办和取消午(全)托,该县凡是午托的学生,从即日起,全部被清理、停课,必须回到原籍或者到能寄宿的学校就读。
对于刚刚送孩子就读县城幼儿园的晓晓父母来说,停办午(全)托班无疑是一个重大打击。由于儿子入学的幼儿园不能寄宿,孩子平时在县城的食宿全都靠全托班阿姨照料,家长两个星期才需要接孩子回乡下一次。而且全托班的老师还承诺,等孩子读完幼儿园,他们能帮忙搞定入读县城小学的事。
和晓晓的父母一样,第二天不少家长在送孩子去午(全)托班时,都被拒之门外。一些县城的小学也贴出告示:为了不耽误学生新学期的学业,请家长在暑假期间妥善解决孩子的上学问题:1.转回户籍所在地就读;2.在亲友家寄宿;3.自己租房照顾孩子。
农村家长的情绪伤疤一下子被揭开。有村民怀疑:县里是以整治午(全)托班为理由,阻断乡下学生到县城的求学路,从而实现县城有限的教学资源不受侵占的目的。
2015年9月21日,县教体局相关领导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将清理整顿午(全)托班,但不会取缔,等整顿结束后,学生还可以午托,整顿期限约一学期。
在众多农村家长的抗议声中,县城午(全)托班的整顿只用了一个多月的时间,便又恢复运营招生了。
午托班整顿风波过后,晓晓的爸妈又开始为弟弟明年入读县城小学想对策了。
据了解,现在县城的外来人员子女要入读公办小学,需要出具房产证、工商营业执照,或是劳动局出具的在当地打工证明中的一种。由于在县城打工工资低,多数在外打工和在家务农的家长选择复印亲友的房产证为孩子办理入学手续。为了堵住这一漏洞,有的县城学校要求家长在出具房产证复印件的同时,提供近几个月的水电费缴费清单,以及户主与孩子的合影等证明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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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
农村孩子上学难,城乡两徘徊
不仅如此,送孩子到县城读小学,也意味着将来孩子更有可能顺利进入县城的初、高中,文中提到的很多农村家长“看不起乡村老师”,实际家长们显然不仅是盲目跟风,而是教育资源在城乡间的高度不平等分配,使家长不得不想方设法让孩子早进入县市学校。一边是乡村学校招不到学生,另一边是城里学校人满为患,而开始采取越来越严格的准入手段,如此闹剧,如果不改变教育资源的分配方式,苦的只是贫困家庭的农村孩子!
一年多前,涛涛还在两公里之外的邻村中心小学就读。当时水泥路还没通,遇上阴雨天,乡村土路泥泞难走,孩子放学回来身上全是泥巴,涛涛父母看在眼里疼在心里。
由于“撤点并校”,Z村小学一开始只能招一到三年级学生。一年后,经过村委会的多方走动,学校被允许招生到五年级,妈妈兴奋地对涛涛说:“回来上吧!”
回村上学前,涛涛得意地对同学说:“俺不在这里上了,你们这里没有滑梯,我们村学校有滑梯。”虽然那些滑梯只是为Z村小学的附属幼儿园设立的,高年级的学生不允许使用。
但没过多久,涛涛便对Z村小学的老师失望了:“村里老师讲得不好。”他开始眼馋那些去县城上学的邻居家孩子。
尽管涛涛妈妈觉得,如果不好好学习,到哪里上都不顶事,可她心里特别不得劲儿的是,半年后升六年级时,涛涛终归要离开村子转去别的小学就读。
涛涛一家的经历只是千千万万农村家庭的一个缩影,和城市家庭争抢学区房一样,如今乡村娃读书也免不了一番折腾。 送孩子到县城就读,不仅是为了更好的教育,更是为了证明家里有钱 毕业于河南师范大学的张淑两年半前回到了故乡一所农村中心小学任教。在她印象中,农村学校的大班额是持续多年的顽疾。但这个年轻教师没想到,如今,她所在的学校竟因为生源流失实现了大班额的“消肿”。
张淑任教的小学招生范围覆盖周围的五六个村庄,以往生源并不是大问题。然而,在她工作的这两年半时间里,每次校长开会都要提醒老师们多想想办法,保住本校生源。“一个年级的学生流失太多,就要合班。”张淑说。
校长的提醒和老师的家访并没有减缓生源流失的步伐。近几年,这所小学一年级招生时有3个班,每班都有四五十人,可到了四五年级只剩下两个班,到了六年级每个班只剩下30多个学生。
张淑认为,现如今很多农村地区的家长“看不起乡村教师”,一厢情愿地把孩子送到县城读书已成为一股潮流。其实学生在读到四年级前对老师并无明显的“挑剔”意识,一般都是到了五六年级随着独立意识和自主意识的增强,才会对老师有比较主观的评断。家长有意或无意的暗示,客观上加剧了孩子与村校的 “对抗”心理。
对村民而言,能把孩子送到县城就读,不仅是为了让孩子接受更好的教育,更是为了证明家里有钱。有村民坦言:“在路上遇见送孩子去城里上学的人,人家说话时腰板都直些。”
多数农民想要支撑起孩子进城读书的“宏伟工程”,不得不常年在外打工挣更多的钱。望子成龙的期待与亲情的取舍,成为摆在很多农村家庭面前的一道难题。
Z村50多岁的孙大娘,儿子儿媳常年在西安做水果生意,孙子打小就由老人拉扯大。去年,孙大娘的儿子托人给孩子在滑县县城找了一家全托班,周一到周五在县城全托,周末再接回乡下老家。他这样做的目的,一是为了减轻母亲的负担,二是孩子在县城上全托班可以为将来在县城读小学提前预订一张“门票”。
儿子自作主张的“一番好意”却让老人不乐意了,“孩子从小就见不着爸妈,这下身边连爷爷奶奶也没有了,咋不让人心疼!”但孙大娘的抗议最终还是没有改变儿子儿媳的决定。 “入城娃”的境遇并不如想象的那么美好 据粗略统计,涛涛所在的村子至少有40个孩子在县城上学。然而,“入城娃”的境遇并不如孩子想象的那么美好。
赵大娘的孙女从幼儿园起就在县城上学,由于家不在县城,只能住全托园,每两周回家一次。但是提起孙女,赵大娘难掩无奈。“全托班100多个孩子,生活老师加上辅导老师,一共才五六个人,根本照顾不过来。”小孙女的被子不经常晒,头上还长过虱子,衣服也洗得不干净。赵大娘说:“孩子想哭都不敢哭,因为她一哭其他孩子就跟着哭。”
13岁的晓晓刚升入初中,回忆起自己在城里的小学生涯,她印象最深的就是班上不断有乡下的学生转来,也不断有人转走。
三年级时,晓晓的班里转来了一名乡下女孩冰冰。由于冰冰性格内向,不爱说话,班里几个霸道的“孬妮儿”立刻瞄准了她,要把她发展成自己的“小兵”。
“她们把她拉过去,就是为了让她干活,给她们办事。”晓晓气愤地说。
晓晓多次碰到“孬妮儿”们让冰冰给她们买东西,不买就打。作业写不完时,她们也会让冰冰给她们写。
晓晓说,“孬妮儿”们在班里横行霸道惯了,有自己相对固定的“群”,每个年级都有“她们的人”。
她们之所以“呛”冰冰,多是摸清了冰冰的“来路”:在县城没什么亲戚,离家较远的乡下插班生。因为冰冰的家位于离县城最远的乡镇,她的父母长期在外打工。就算家里有大人来了,也是她年迈的爷爷奶奶,老人到了学校也很难跟老师沟通孙女在学校的事。
事实上由于冰冰并不服管,没少被人欺负被人打,原本学习还不错的冰冰,不但变得更加沉默了,成绩也很快一落千丈。
张淑告诉中国青年报记者,这些年,在学生大量流失到县城的同时,她所在的中心校每年也会接收一部分因为适应不了新环境,被家长接回乡下就读的孩子。“家长强迫学生转学时,连招呼都不跟老师打。到县城读了一段时间觉得不合适,想转回来时又跟老师说各种好话。”
有的家长想象着孩子到城里读书后成绩会突飞猛进,但很多家长发现孩子的成绩不但没有进步,反而下降了。“家长们总觉得为孩子找个条件好的学校就读理所当然,却忽略了孩子在转学过程中承受的种种心理压力和不适。”张淑说。 享受县城教育资源背后的担惊受怕 晓晓庆幸自己从一开始就在县城读书,不存在插班生的苦恼,也没有被人欺负。她现在担心的是她刚转到县城读幼儿园的弟弟。听老师说,城里学校苦于乡下学生越来越多,县城学校对外地生入学也卡得越来越紧了。
2015年9月20日刚刚开学,晓晓的爸爸就收到一条手机短信:因消防和食品卫生安全不达标,县教体局要求停办和取消午(全)托,该县凡是午托的学生,从即日起,全部被清理、停课,必须回到原籍或者到能寄宿的学校就读。
对于刚刚送孩子就读县城幼儿园的晓晓父母来说,停办午(全)托班无疑是一个重大打击。由于儿子入学的幼儿园不能寄宿,孩子平时在县城的食宿全都靠全托班阿姨照料,家长两个星期才需要接孩子回乡下一次。而且全托班的老师还承诺,等孩子读完幼儿园,他们能帮忙搞定入读县城小学的事。
和晓晓的父母一样,第二天不少家长在送孩子去午(全)托班时,都被拒之门外。一些县城的小学也贴出告示:为了不耽误学生新学期的学业,请家长在暑假期间妥善解决孩子的上学问题:1.转回户籍所在地就读;2.在亲友家寄宿;3.自己租房照顾孩子。
农村家长的情绪伤疤一下子被揭开。有村民怀疑:县里是以整治午(全)托班为理由,阻断乡下学生到县城的求学路,从而实现县城有限的教学资源不受侵占的目的。
2015年9月21日,县教体局相关领导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将清理整顿午(全)托班,但不会取缔,等整顿结束后,学生还可以午托,整顿期限约一学期。
在众多农村家长的抗议声中,县城午(全)托班的整顿只用了一个多月的时间,便又恢复运营招生了。
午托班整顿风波过后,晓晓的爸妈又开始为弟弟明年入读县城小学想对策了。
据了解,现在县城的外来人员子女要入读公办小学,需要出具房产证、工商营业执照,或是劳动局出具的在当地打工证明中的一种。由于在县城打工工资低,多数在外打工和在家务农的家长选择复印亲友的房产证为孩子办理入学手续。为了堵住这一漏洞,有的县城学校要求家长在出具房产证复印件的同时,提供近几个月的水电费缴费清单,以及户主与孩子的合影等证明材料。
“明年我们打算跟同村另外一个孩子的家长共用一个房产证,如果这样还不行,我们会继续想别的办法。”晓晓的爸妈认定,女儿就是因为在县城念小学,所以考上了城关一所还不错的初中,儿子万万不能在乡下读书。
文章来源:中国青年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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